浮世绘：一个“四类分子”家庭的蜕变

发布：2012-5-16 10:09:30　　来自：原创　作者：静欣　浏览：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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浮世绘：一个“四类分子”家庭的蜕变
黛烟山客 / 文

　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在闽西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里，住着两个年龄相仿的孤儿，这两个儿童分别叫着“孙富农”和“伊烈曙”。孙富农父亲因病早逝，全靠祖父一手抚养。祖父心底善良，乐善好施；民国时期，他在村里开了一间小杂货店，省吃俭用，用多年积攒下来的银两买了两头水牛，以作耕田之用。建国土改时，因家有耕牛而被评为“富农”。因家庭成分缘故，孙富农的名字由此被叫开，真实的名字却被人们遗忘了。虽然童年的孙富农日子过得十分艰辛，但他为人处事本分，淳朴厚道，又蒙祖父教导受儒学熏陶而知书达礼，口碑颇佳。

　　伊烈曙父亲是个无赖，好吃懒做，热衷于投机发财。当地解放前夕，为了赚几个带路钱，他只身跑去给南下解放军带路，不幸中弹牺牲。其独子因而起名“伊烈曙”（注：谐音双关，意为“他是烈属”），解放后十几年来，一直享受党和人民政府的优抚照顾。成年后，伊烈曙在上级的直接任命下，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一直当到“大队”改称为“村”时。

　　文革时期，伊烈曙唯我独尊，红极一时。他以“红色后代”自居，对村里“四类分子”（按：文革时期，各地农村对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坏分子等四类受专政对象的统称）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，毫不心慈手软。批斗、关押、游街、坐老虎凳、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，能使的招数均在“四类分子”一一加以实施，让他们哭爹喊娘，吃尽苦头。孙富农自然不能例外。　　

　　值得一说的是，“四类分子”娶媳妇更是难上加难，打光棍过完一生的不在少数。幸运的是，三十多岁的孙富农好不容易对上了一个“四类分子”家庭成份的村姑。结婚办喜宴这天，孙富农不敢声张，私下请了自家亲戚，悄悄办了几桌喜酒。没想到走漏风声，党支书伊烈曙迅速带领大队民兵和当地小学红小兵，雄赳赳气昂昂来到新郎家，将已煮好快要送上桌的喜宴酒馔挑个精光。他们带回胜利的“果实”，在大队部办公楼大摆宴席，放开肚皮美美地饱食一餐。　

　　此次抄家临动手前片刻，党支书伊烈曙还特意拿着人民日报，宣读《反对铺张浪费》社论文章，对新郎新娘（此刻正被罚跪着）“未经大队批准、乱办喜宴”进行深刻的批判。批斗会博得在场民兵、红小兵阵阵掌声和一浪紧过一浪的挥拳打倒声。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这场对新郎新娘的批斗会，被公社领导高调升格为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事件，成为当时公社狠抓阶级斗争的先进典型。伊烈曙因阶级觉悟高，斗争意识强，因此荣获公社“狠抓阶级斗争、狠批‘四类分子’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

　　光阴荏苒，大地回春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，党中央彻底废除阶级成份论，全国所有的“四类分子”均被摘掉帽子，全国人民欢欣歌舞。孙富农在文革期间忍辱负重，夹着尾巴做人，唯一乐趣是在家潜心培养孩子，以启蒙孩子发奋读书为乐事。春风化雨，孙富农孩子个个爱读书。他们只争朝夕，发愤求知，恢复高考后纷纷考上名牌大学，为父母及家乡争光添彩，毕业后成为国家栋梁之材，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。当今，孙富农苦尽甘来，热心公益，安度晚年，倍受村民的敬重。每逢节日，孙家更是门庭若市、宾客盈门。

　　再说伊烈曙晚景。因长期深受阶级斗争和张铁生“读书无用论”思想毒害，作为党支书的他从不重视家庭教育，几个子女小学未毕业便辍学回家乡参加生产劳动，虽儿孙个个入党，但因文化水平低下，终究碌碌无为；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至今，儿孙辈仍在村里艰辛务农，艰难度日。更因伊烈曙在文革时穷凶恶极，残酷斗争，处处与“四类分子”为敌，花甲之年竟没有一个朋友可聊天，加上儿孙不孝，晚年孤苦伶仃，穷困潦倒，含恨而终。

　　村民们论说起村里两位老人不同的人生轨迹，纷纷感慨道：“积善之家有余庆。”“人世沧桑，风水轮流转。”“时来运转，没想到四类分子的家庭也有出头之日。”

（黛烟山客撰稿于2012年5月16日凌晨，初稿待修改。本文姓名及故事情节纯属虚构，请勿对号入座。）

来源：象湖人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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