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述朱熹《龙岩县劝谕榜》的史料价值与历史意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詹柏山


　　《朱子全书》第4627页记录《龙岩县劝谕榜》（1190年作）全文如下：

　　具县

　　当职奉敕命，来守此邦。见本州四县龙溪诸邑风俗醇厚，少有公事干扰州府，独有龙岩一县地僻山深，无海乡鱼盐之利，其民生理贫薄，作业辛苦。州府既远，情意不通，县道公吏又不究心拊攀，躬行教化，往往多差公人下乡骚扰，及纵吏人因事乞觅，不遵朝制，不恤刑狱，不能分别是非曲直，致使其民不见礼义，惟务凶狠，强者欺弱，壮者凌衰，内则不知有亲戚骨肉之恩，外则不知闾里往来之好，习俗薄恶，已足叹伤。至其甚者，则又轻侮官司，公肆咆哮，把持告讦，无所不至。始则诡名下状，终则将身藏闪。及至州县察其欺诈，追捕紧急，则便闭门聚众，持杖斩敌。殊不思量既为王民，便当遵守王法。州县之官皆是奉行朝廷政令，今既不然，抗拒州县，便是不遵王法，不畏朝廷。如此所为，何异盗贼？纵使一时抵敌得过，不知终久作何收杀？虽说本因官吏养成此恶，然却终须自己出头受罪，小者徙配决罚，大者杀身破家。赤子无知，抵冒至此，良可悲闵。当职既忝父母之官，岂忍坐视，不思有以救其未然？除已行下龙岩县约束官吏务宣教化，恪守条法，不得似前容纵骚扰外，须至晓谕。

　　右今榜龙岩县管下，遍行晓谕上户豪民，各仰知悉。其有细民不识文字，未能通晓，即请乡曲长上详此曲折，常切训诲。要使阖县之人常切思念，既为王民，当守王法，自今以后，各修本业，莫作奸盗，慕恣饮博，莫相斩打，莫相论诉，莫相侵夺，莫相瞒昧，爱身忍事，畏惧官司，不可似前咆哮告讦，抵拒追呼，倚靠凶狠，冒犯刑宪。庶几一变犷悍之俗，复为礼义之乡，子子孙孙，永陶圣化。如更不改，尚习前非，州郡虽欲曲法相容，亦不可得。决当会合巡尉，围掩搜捉，依条断罪，的无轻恕。今榜晓谕，各请详思，趁早革心，无贻后悔。

　　《龙岩州志》这样记载：“粤稽龙岩古新罗地，唐天宝中，改为龙岩，始隶漳郡。地广而民悍，其难治者久矣。”又说：“龙岩，古新罗也，自肇邑至今，千有余岁，既岨且逖，治教犹湮。”朱熹1190年写的《龙岩县劝谕榜》，是这样叙述的：“独有龙岩一县，地僻山深，无海乡鱼盐之利，其民生理贫薄，作业辛苦。州府既远，情意不通，县道公吏又不究心拊摩，躬行教化，往往多差公人下乡骚扰，及纵吏人因事乞觅，不遵朝制，不恤刑狱，不能分别是非曲直，致使其民不知礼义，惟务凶狠，强者欺弱，壮者凌衰。内不知有亲戚骨肉之恩，外不知有闾里往来之好。习俗薄恶，已足叹伤”。从上文可以看出封建时代的龙岩，其社会并不稳定。

　　南宋绍熙元年（1190年），六十一岁的朱熹（1130-1200）受朝廷委派为漳州太守（宋代漳州府下辖龙溪、漳浦、长泰、龙岩等四县）。他所处的南宋时代，是福建社会相对稳定的年代，但汀州属县和龙岩县（属漳州府管辖，含今新罗区、漳平市两地。漳平未置县前隶属龙岩，为龙岩县九龙乡）并非太平无事。朱熹认为造成龙岩社会的不稳定因素，既有地理环境、交通不便的因素，也有官吏素质偏差的问题，还有百姓欠受文风熏陶的因素。

　　首先是龙岩县地处偏僻，离漳州府比较远，交通不便，政教难以企及。从南宋版图来看，龙岩县处于福建路的西南部，属漳州的西北部，处于漳州与汀州的交界，是个处于万山之中的较荒凉的小县，没有重要的交通主干道通行其间，交通不便利必然伴随通讯也不便利，朝廷、州府的政令常常不能及时传达到位。

　　宋代福建路分为八州：建州、南剑州、福州、泉州、邵武军、兴化军、漳州、汀州，八个区域的地理环境各不相同，位于闽北的建州和东南沿海的福州、泉州、兴化军，区域开发较快，相对而言，邵武、南剑州、漳州、汀州的开发又落后一些，特别是漳、汀二州，由于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，经济、教育、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相对滞后，朱熹说“龙岩－县地僻山深”，属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。地偏而交通不便，进入该区域的北方移民在数量上相对少于建州、南剑州、福州、泉州、邵武军、兴化军六州，中原文化、生产技术的影响也就相对微弱些。

　　一个地区的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，与当地的资源条件、人口成分构成比例、与邻近的地区的交流有很大的关联。龙岩县的民众大多依赖田地耕作以维持生计，朱熹说“无海乡海盐之利，其民生理贫薄，作业辛苦”，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，两宋之际，由于宋金交战，战区民众特别是有家庭或宗族势力者，离开原生活区南下进入福建，进入汀、漳山区，人口也在不断增长，使得依赖田地生存者的矛盾不断尖锐化。

　　南宋时期，福建境内的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发展，但各地发展不均衡，汀、漳的文教显然落后于建、福、泉、剑、邵武、兴化。大家知道，文教的兴盛与民风的醇化有内在的必然关系。就从生存而言，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，与外人抗衡，形成崇尚武力、蛮力来抗御，这对社会治安来说，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就是打斗、诉讼、闾里失和，民风恶化。朱熹敏锐地看到“民不见礼义，惟务凶狠，强者欺弱，壮者凌衰，内则不知有亲戚骨肉之恩，外则不知闾里往来之好，习俗薄恶”，王法也失去威力，社会稳定性就不能持续下去。

　　其次是朝廷派出的各级官员不负责任，不能躬行教化，不但不能起好的表率作用，反而粗暴行事，一些官吏“往往多差公人下乡骚扰，及纵吏人因事乞觅，不遵朝制，不恤刑狱，不能分别是非曲直，致使其民不见礼义，惟务凶狠、强者欺弱、壮者凌衰”，社会风气越变越坏。

　　朱熹看到的不是佃民的刁钻不服管制，其根源是教化不到位，官吏的为非作恶，必然造成民众的反对，必然造成社会矛盾的尖锐化。朱熹是个有良知的人，具有一如既往的忠君爱民的思想，他适时利用皇权赋予的管理权利，大力整顿漳州州县的吏治，包括龙岩在内的一州四县的官员，不少是庸懒无能之辈，财赋狱讼全出于几个胥吏之手，使吏胥得以行奸残民，贪污贿赂成风，不加整顿显然不行。朱熹发布了《州县官牒》，下令各县的县丞、簿、尉必须赴长官厅，逐日聚厅议事。为防止猾吏不法行奸，朋比营私，他采取了对移法，对分管财赋肥缺、多年恣意侵吞财赋的猾吏，强行对换；对坐地勒索民财的州吏，给予撤换。漳浦县从事郎黄岌，有傲慢废职行为，不恤军民，受到朱熹的弹劾。整顿后，官员办事效率提高了，推委现象没有了，腐败现象也退缩了。

　　朱熹知漳州府事一年，为官有政声。他到漳州为官，于绍熙元年四月底发布州县官牒，令州县官员聚厅议事办案，以杜绝官吏贿赂为奸，五月初发布漳州晓谕词讼榜，整治词讼，将许多案件分门别类，一日聚诸同官，各分几件去定夺，很快就解决了许多陈年积案。又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，减轻总制钱四百万，减轻百姓负担。六月申诸司行经界，条具经界利害，详细陈述行经界之法。发布晓谕居丧持服遵律事，整顿礼教。八月颁布劝女道还俗榜、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、劝谕榜，整顿风俗。九月奏劾漳浦县尉黄岌不纳军粮、营私废职罪状。十月罢毒民之鬻盐，蠲子斗，折豆钱，减轻百姓负担又措置州县收入。次年又委派长泰县主簿壬决龙岩、漳浦狱。二月里，发布劝农文，颁告行经界、禁科罚诸事宜。此外，年过花甲的朱熹办学热情丝毫不减当年，一上任就把“笃意学校，力倡儒学”作为改革漳州“俗未知礼”的方略，移贡院，扩州学，整顿郡学，刊印经典文献，推行儒家学说，为漳州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，在教育、风化方面的贡献尤大。

　　朱熹任职漳州期间（绍熙元年四月廿四日到任，因长子朱塾在婺州金华病逝，朱熹闻噩讯后提出辞归，于绍熙二年四月廿七日辞职名，二十九日离开漳州），曾巡视过龙岩，针对属县龙岩存在的不稳定问题，采取加强行政管理、对官吏进行约束、对百姓进行教育的办法，及时纠正，促进民心向善，达成社会稳定。他为约束龙岩官吏、差人、豪民、奸民，张榜公布了《龙岩县劝谕榜》无疑是为社会稳定开了一服良剂。朱熹的恩威并施，德治与法制紧密结合，对龙岩的社会治安、风化所起的作用，是不能低估的。　　

 （黛烟山客 詹柏山 辑撰于2010年4月22日，参考《朱熹在福建的行踪》（陈国代著，作家出版社）一书）